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我認為前面兩條是理論指導，后面兩條是實踐方針，必須聯系起來學習落實。要立足于高質量發展基礎,推進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同時也要以共同富裕的目標引領浙江高質量發展的方向。
一、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的原理及其在中國的實踐經驗
立足高質量發展基礎推進浙江共同富裕進程，首先是由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的原理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又具有反作用。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同時，也要充分發揮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原理指出，社會再生產過程存在四個環節：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人們的生產過程不是孤立的個人活動過程，而是社會生產過程。由于社會生產過程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從而也就會形成人們在生產領域、分配領域、交換領域和消費領域中的各種關系。四個環節總體來說，是生產決定分配、交換和消費，但是分配、交換和消費在一定條件下會對生產起反作用。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分別屬于生產和分配范疇，后者還屬于分配中與生產資料分配并列的產品分配范圍，無疑它們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我們平時所說的把蛋糕做大了才好分配，同時又說分配合理了蛋糕才能夠繼續做大，就是對這個關系的生動解釋。還應該指出，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的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中的初次分配是在生產過程完成的，所以它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起決定性的作用。當然，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也會對初次分配起反作用。
立足高質量發展基礎推進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更是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國特別是在浙江發展的實踐所決定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經濟思想，堅持和創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的原理。
首先，強調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強調生產對分配的決定作用。先后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戰略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生產力大發展，國民經濟穩定增長，實現2020年GDP超過100萬億元，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可靠的經濟基礎。黨中央多次提出“十四五”時期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構想，成為制定和實施“十四五”規劃的戰略指導思想，其中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要實現創新驅動，堅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等一系列戰略安排，為新發展階段中國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創造了新的基礎。
其次,充分發揮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分配對生產的良性反作用。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十三項顯著優勢之一。由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分配制度是由所有制結構形成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所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決定了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這樣的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有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再比如，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時候，為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適時提出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就是充分發揮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分配對生產的良性反作用的一個鮮明體現。
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充分說明了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辯證關系。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浙江這個人多資源少的地區，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構建和全體人民的辛勤工作，不斷推進高質量發展，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全國層面實現相對共同富裕提供了雄厚經濟基礎。特別是全省民營經濟的普遍發展，使浙江城鄉收入比不斷縮小，成為新時代承擔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光榮使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怎樣圓滿完成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任務？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辯證關系的原理和中國的實踐經驗，認真處理好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辯證關系，實現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正向反饋和良性作用。
二、以“與”字形發展共富理論模型認識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關系
如何在具體實踐中協調平衡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進程呢？
首先，要在理論上認識兩者的關系。
此前，浙江已經提出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奮力打造“重要窗口”，爭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省的目標，必須進一步把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任務有機融入“十四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考慮到浙江的地理區位、發展歷史和面向新時代發展的任務等諸因素，在此提出浙江“與”字形發展共富理論模型，來幫助在理論上認識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兩者的關系。
這個“與”字形發展共富理論模型有幾個內容特點。第一，比較完整地呈現了浙江城市群和產業群分布的空間形態格局。去了上下兩橫的“與”字呈魚鉤形，勾畫演繹了浙江的區域發展規劃和產業的空間形態格局。上面的嘉湖連接杭州后形成第一個節點，即環杭州灣經濟區，接著魚鉤橫豎結合在寧波舟山方向，體現了世界第一大港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樞紐地位和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突破作用。最后又在溫州這個民營經濟發達地區收鉤，這樣就將浙江最重要的杭、甬、溫三市連成一線，形象地體現了浙江全省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和產業走廊——以杭州、寧波、溫州三大都市區為主的三大引擎，G60科創走廊、杭紹甬智能制造產業走廊、甬臺溫臨港產業帶等產業廊帶，都在這個魚鉤形上布局。再加上寧波、舟山至臺州、溫州一線海岸線面向海洋方向的發展，把陸域經濟和海洋經濟緊密結合起來，在這一緊密結合、互相聯系的空間架構中，幾個大產業平臺錯落有序布局，一個魚鉤反映刻畫了浙江經濟發展的主軸。
第二，“與”字形發展共富理論模型突出強調了要解決好浙江強省共富戰略的兩個重點環節：一是緊緊圍繞和依托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實行融合和區域一體化發展，同時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等對外開放措施，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有機結合；二是高度重視浙西南地區發展，通過協調發展積極促進麗水、衢州等地區發展，解決好省內沿海和山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為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創造條件。“與”字的上下兩橫，就意味著要重點解決這兩個問題。上橫直指長三角地區和國際市場，浙江要在與外部的開放交流中汲取發展的資源、人才和能量；下橫就把浙西南地區與浙東北地區聯接起來，體現了落實共同富裕的要求、實現省內各個地區相對平衡發展的具體工作取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與”字形發展共富理論模型特別凸顯了浙江高質量發展和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兩者之間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關系，彰顯了解決好浙江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之間的非均衡性和協調性矛盾的重要性。一方面，從浙江的地形與人口分布來看，山區占省域面積的70%，人口和城市又大部分集中在占比不到20%的平原地區。根據產業經濟和區域經濟學原理，必須在高質量發展中實行非均衡發展戰略，鼓勵沿海地區優先和重點發展。另一方面，根據實現共同富裕的整體要求，加強地區之間發展的協調性，促進山區的經濟發展，才能達到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建設要求，為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奠定基礎。然而，今后要逐步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要使前者繼續發展、后者加快發展，同時要做好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第三次分配，普遍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與”字形發展共富理論模型體現了浙江發展這個雙重要求的特征，對實際工作有理論上的認識和指導意義，也是落實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的要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要求的一個具體理論研究進展。
總之，理解中央提出的“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要求，首先要掌握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的原理，其次要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和浙江發展的歷史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在“十四五”規劃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可以運用包含了浙江區域經濟非均衡性發展要求和社會協調發展要求等內容、具有經濟和人文雙重意義的“與”字形發展共富理論模型，來認識和把握如何立足于高質量發展基礎推進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同時也要以共同富裕的目標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從而在實際工作中譜寫新時代浙江發展的新篇章。